宋云彬、丰子恺与李叔同

　　◎文苑艺林

　　N鲍志华

　　20世纪60年代，有两位嘉兴文化名人应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之约，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的《文史资料选辑》写一些有关李叔同（弘一法师）的史料。这两位嘉兴人均非等闲之辈，一位是李叔同先生的学生、桐乡石门人丰子恺；另一位是海宁硖石人宋云彬。前一位知名度甚高无须多言，后一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是浙江省文联主席，堪称我省文坛领袖，声望甚高。宋云彬后来调往中华书局，参加顾颉刚领导的点校二十四史的工程，在历史研究的岗位上也做出很大贡献。他的文章也为世人所乐道，比如本文要讲述的这篇写李叔同的文章《弘一法师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《文史资料选辑·总33-34》）短小精悍，平实生动，的是佳构。

　　这篇文章首先提到丰子恺写李叔同的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，以此来开场打头阵。宋先生称，“子恺是弘一法师的及门弟子……子恺的这篇文章似乎太简略了些，然而他是用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写的。”丰子恺先生也许顾虑到所谓“稗官之笔，甚非恭敬之道”，所以写得简略，却恭敬、严肃。作为学生自然会有些顾虑，作为与李叔同从无交往的宋云彬便更有诸多不便。宋说，“而我跟法师连一面之缘都没有，只从夏丏尊、柳亚子、欧阳予倩等先生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法师的遗闻逸事，我又不懂音乐、美术，也没有研究过佛法，实在没有资格来修改增减子恺写的这篇文章。”

　　宋云彬的谦恭之言，并没有磨灭这篇《弘一法师》的精彩之处。这篇传记文章全文约两万字，取材于李叔同生平好友的第一手原始资料，堪称史料翔实、文笔简洁的传世之作。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，前一部分“出家前的弘一法师——李叔同先生”，写了李叔同先生的不少逸事，如李早年同情康有为的维新运动，自己刻了个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的图章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朝廷搜捕维新党羽，有人检举他是康党，有图章为证。所以李叔同才奉母南迁；又如李参加革命派的文艺团体南社，提倡文明戏话剧，扮演过茶花女等角色，在沪、杭、宁等地的学校中教书育人等等；文章后一部分“出家后的李叔同先生——弘一法师”，写做了和尚的李叔同先生如何的苦修。提到李叔同临终前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，并写偈语一首赠夏丏尊先生，其中有“华枝春满，天心月园”句盛传于世。

　　丰、宋两位先生联署的《弘一法师》高于其他相关传记之处，在于宋先生很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，“他为什么要做和尚呢？”宋先生从李叔同的出家，联想到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归宿问题，他在文中认为“李叔同是一位积极的爱国主义者”。而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，历来的答案是多样的，有破产说，有情感纠纷说等等，众说纷纭，见仁见智。宋云彬提出，“他的做和尚，是不是由急进变为保守甚至于消极呢？”“我说他入空门，用了个‘遁’字，他同意不同意？”

　　关于这一点，笔者却采信丰子恺先生提出的“类似屈原投江”说，即李叔同投入空门，正如屈原投江，是绝望中的控诉，他选择袈裟亦是乱世中的坚守。丰子恺说，李叔同的出家类似“屈原沉江”，实则是用宗教力量凝聚民族气节。“钟磬、梵音亦可作战鼓，此非遁逃，而是开辟新战场。”由此引申出李叔同的出家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救国理想。

　　李叔同出家的本质是信仰与救国的融合，他明确提出“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念佛”，将佛教慈悲精神转化为抗日行动。1937年日军侵华时，他组织僧众抵抗，将居所命名为“殉教室”以明死志。在日寇轰炸中，坚持公开演讲，号召全民抗日。若真消极避世，何须以“殉教”自誓？

　　李叔同将个人修行与家国情怀辩证地统一起来，我以为，他出家动机的深层根源，在于十五岁已有“人生犹似西山日，富贵终如草上霜”之类的悟性，而双亲早逝、家道中落，也让他看透世事无常，但他并未消沉，比如东渡日本研习艺术，正是为疗愈痛苦。他的出家，是超越艺术的精神升华，而非逃避现实。他在杭州虎跑寺的断食体验让他领悟“救国需先救心”。他要以苦行唤醒民族魂灵。他的好友夏丏尊的一句“早该出家”的激言，也恰是李叔同此类言行的旁证。

　　李叔同的剃度非入空门，而是入众生之门。一般人只见青灯古佛的表象，未见“钟声里的战鼓、念珠中的子弹”。他拒绝避难，在日军轰炸下，高呼“牺牲一切在所不惜”，他教导弟子，“护国即是护法”，将超度亡魂的焰口仪式化作度化国难的悲愿。他以血肉之躯直面炮火，以爱国之心唤醒亿兆黎民，何“遁”之有？若真要评断，“草木不逃风雪，乃成劲松；志士不避刀兵，方证菩提。”于弘一法师而言，袈裟亦是征袍，他的“虎跑寺的松枝”从未离身，正如他从未离开他挚爱的祖国。